汉学（Sinology）早已成为一门显学，呈现了外国对中国文化研究的基本形态。它是外国了解中国的一个窗口，也是中国了解外国如何看待自己的重要途径。近年来，世界各国汉学与中国学界的互动和合作日益紧密，并超过了各国汉学之间的互动与交流，中国学界也对各国汉学给予了充分关注并参与研究。虽然汉学在许多国家具有明确的学科定位，但在中国的学科归属存在争议，汉学研究的自我中心主义等问题亟待解决。研究表明，随着中国的深入参与，汉学研究发生了重大转向，即汉学的中国视角的生成，以整合视角的汉学研究促进世界汉学融合发展的趋势日益明显。

汉学的学科属性有三：一是跨学科属性；二是跨文化属性；三是对中国学界而言，汉学研究属于对外国汉学“研究的再研究”，即对外国汉学的译介与分析，或以汉学为导向对中国文化域外传播与接受等方面的研究。其中，汉学学科之所以具有跨文化属性，是因为在其发展初期汉学研究的主体主要为外国学者，以及出生或久居国外并深受域外文化影响的华裔学者，他们以文化“他者”的视角对中国进行跨文化研究。因此，国内学界有学者指出“汉学”是一门外国人的学问，把中国人对自己文化的研究称之为“国学”，并提出添加“国外”“国际”“海外”等限定词来明确汉学的“非中”归属。所以，国内许多著作或期刊名称以此而定，例如何寅和徐光华主编的《国外汉学史》、李学勤主编的《国际汉学著作提要》、黄卓越主编的《海外汉学与中国文论——英美卷》等。自此之后，国内学界并未对汉学的“他学”与“我学”的归属问题进行深入讨论，一定程度上默认并接受了汉学是“他学”而非“我学”的观点。

然而，发展至今，汉学的研究主体已不再局限于外国学者，中国学者已由初期的简单译介走向深入参与。中国学界的参与决定了中国视角下汉学具有“研究的再研究”属性。需要指出的是，中国视角的汉学研究并未“以洋为尊”，而是既对他国汉学经典思想进行了充分译介与引入，也对其偏激思想进行了客观反驳。总体而言，中国学界的汉学研究特点主要体现以下两点。第一，整合视角下的汉学研究，如徐宝锋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世界汉学家口述中文与中华文化国际传播史”，通过对世界范围内的汉学家进行口述采访，以图文影像的方式记录了中华文化的海外传播历程。再如由郑杰文主持的“全球汉籍合璧工程”是对中国古籍经典馆藏资源的整合，即在世界范围内对古汉籍进行采录编目，该工程不仅对海外汉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中国国内的学术研究同样具有较高价值。第二，以汉学研究为基础对中国文化域外传播与接受的研究，如国内学者张西平的《从译入到译出：谢天振的译介学与海外汉学研究》、杨慧林的《“经文辩读”中的思想对话》等。

正如张西平所言：“海外汉学具有双重特征，一方面，它是外学，揭示了中国知识和思想的世界意义，标志着中国思想文化在域外的传播与影响；另一方面，它是内学，域外的中国知识已经卷入到近代以来中国知识与思想变迁之中，成为我们自身知识更新和思想变迁的重要因素”。该论述充分证明了汉学既属于“他学”，也属于“我学”。因此，基于上述内容，可以肯定的是中国视角的汉学已初步形成，并且已成为世界汉学的组成部分。

汉学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道路与发展模式。就世界汉学的地域分布而言，欧美汉学、日韩汉学、俄罗斯汉学构成了当今世界汉学的主要格局，其他新兴地区汉学如中东汉学、拉美汉学和周边国家汉学也初具规模。就汉学研究领域与研究成果而言，各国汉学对中国历史、文学等问题都有着自己的研究成果，如关于中国历史研究的有欧美汉学家费正清与崔瑞德主编的《剑桥中国史》、日本株式会社讲谈社出版的《讲谈社·中国的历史》、俄罗斯汉学家齐赫文斯基主编的《中国通史》等，关于中国文学研究的有美国汉学家梅维恒编著的《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德国汉学家顾彬编著的《中国文学史》、日本汉学家前野直彬编著的《中国文学史》、俄国汉学家王西里编著的《中国文学史纲要》等。虽然世界各国汉学彼此交流与影响，但就各国汉学形成与研究特点而言，欧美汉学、俄罗斯汉学、日韩汉学都自成一派，有着自己的学术体系与学术传承，总体上呈现出分立的格局，而且具有明显的“自我中心主义”倾向。例如，欧洲汉学的发展深受“欧洲中心主义”影响，其研究思想反映了欧洲对于世界的优越感，并认为欧洲主宰世界并创造历史，具有绝对的权威性与合法性，这一点可以从利玛窦《基督教远征中国史》的“驱佛补儒”与“以夷变夏”思想中得到验证。而美国汉学的“自我中心主义”主要形成于二战后期，世界汉学重心由欧洲转向美国，以费正清的中国研究为基础开启了“中国学”时代，即汉学研究的对象开始由关注传统中国转向关注中国的现实问题，侧重以社会学等学科交叉方法对当代中国进行实证研究，其中国学研究范式影响了世界汉学的发展方向。然而，俄罗斯汉学与日本汉学对中国边疆问题的研究早已具有这种研究范式，只是美国自我中心主义影响下的“中国学”研究在近代具有相对强势的话语权，让学界多数人误以为其“中国学”研究范式独一无二罢了。再如，俄罗斯汉学受本国斯拉夫主义的影响，其汉学界屡次与欧洲汉学界进行学术论争，成为世界汉学中独树一帜的学派。关于汉学研究的“自我中心”问题，顾明栋在其著作《汉学主义——东方主义与后殖民主义的替代理论》中指出：“西方视角的中国研究拒绝或不愿意根据中国自身情况去认识中国文化……无视中国现实并简约包罗万象的中华文明，使之能被纳入以西方模式为蓝本的简单化发展模式……并呼吁回归公平客观的学术研究。”

笔者认为，在人类命运共同体背景下，世界汉学的分立格局并无益于汉学未来的发展与繁荣，自我中心主义更是催生国外汉学片面性研究与思想偏激的根源。这样的分立局面终究会被打破，自我中心主义道路必将在“命运与共”“世界融合”的浪潮中慢慢退去，而出路就恰恰在于整合下中国视角汉学的生成，因为我们需要以“世界视角观中国”，而非“自我中心”的单一视角。

汉学中国视角的生成是世界汉学重心转向中国的历史必然，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中国文化“走出去”的现实诉求，是文化自信背景下“学术自信”的时代使命，它要求我们改变“西学东渐”以来汉学研究的西方中心观，而采取一种“东学西渐”式的中国中心取向。因为世界学界更多关注欧美汉学的动态，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其他汉学研究国家，尤其是那些汉学研究新兴起的国家（如墨西哥、埃及、伊朗、秘鲁等）。例如，在世界汉学家口述史项目的采访过程中，笔者发现墨西哥汉学奠基人白佩兰以西班牙语书写的《儒学简史》在西班牙语世界产生重要影响，为中国文化的海外传播贡献了力量。所以，由中国参与的汉学研究的意义在于整合知华、友华、爱华的汉学家资源，为他们提供更多的发声与合作平台，积极投身于中国文化对外传播工作之中。

中国视角汉学是“整合”视角的汉学，其“整合”本质不仅体现在对“分立”区域汉学的整合，而且体现在对各区域汉学研究特色思想的整合。“整合”的原则是“和而不同”“命运与共”，“整合”的初级目标是在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下构建“汉学学术共同体”，并促进中外学术思想由分立走向整合，由整合走向融合。总之，“整合”视角汉学使研究由“自我中心观中国”转变为“世界视角观中国”，使融合视角下的汉学研究升华为“具有完整中国观的汉学研究”。新时代的中国文化对外传播思想不再局限于“阐释中国”，而是走向更高要求的“中国阐释”的思想转变，这需要中国视角的汉学研究充分发挥引导作用。因此，汉学中国视角生成的价值在于促进中外高质有效的文化交流与域外对中国文化的认同，引导规避域外对中国的文化误读与文化偏见，提升中国国际话语竞争力，有助于重塑中国文化的海外形象，推动中国文化的海外传播。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世界汉学家口述中文与中华文化国际传播史：图文音像数据库建构”（20&ZD330）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北京语言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