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恨水通俗文学的多重面向探讨 

【韩国】 薛熹祯

本稿来自于2022年4月27日（周三）上午10点半，山东大学人文社科青岛研究院举办的第三期“横渠”青年学者报告会。

主讲人

薛熹祯（韩国）

一直以来，我的研究所集中关注的主题是新文学阵营与通俗文学阵营的关系。据我的分析，新时期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学术界对新文学阵营与通俗文学阵营的关注与兴趣尽管较以前有所进展，但针对两大阵营代表人物——鲁迅与张恨水的系统比较研究却付之阙如。所以，秉承文学艺术与生活细枝末节之间的联系，我的研究方向一直围绕着“鲁迅与张恨水为代表的雅俗两种文学与社会生活关系”进行。

新文化运动以来，鲁迅和张恨水通过各自的作品在社会改革以及中国文坛的革新中起到了根本性的作用。所以，这种比较是非常有意义的。但这种尝试不在于寻找鲁迅和张恨水所具有的同质性和一致性，而是在于探讨充满复杂性和矛盾性的这两位20世纪文人，他们的精神世界和创作文本是如何形成的，这种差异的形成与当时社会生活有什么样的关系，这才是我比较关注的内容。通俗文学普遍对传统文化表示留恋，对新社会表示怀疑，新文学作家对传统的批判与对新生活的憧憬，这种雅俗文学思想的碰撞，都在鲁迅和张恨水的经历和文本之中。差异的复杂性与矛盾性的比较，探讨产生这种知识分子内在复杂性与矛盾性的形成的原因，探讨鲁迅与张恨水作为同一时代的知识分子对待传统与对待现代化不同态度是反思中国现代化进程反反复复的重要起点之一。

稍微说一点我的“私心”的话，鲁迅是韩国人非常熟悉的作家，课本上经常见到，生活上，媒体报道上也经常看到。1992年中韩建交之前，在韩国国内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第一代前辈学者们通过所谓“地下通道”第一次接触到鲁迅的作品。当时韩国民众对鲁迅和他的作品很陌生，大家普遍认为鲁迅是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作家。从现在的角度看，其实这种说法也挺生疏的。无可否认，无论哪个国家或民族，都要根据自己的生存处境来预判这些国外的文人与经典文学作品对自己国家的发展有没有帮助，韩国人也不例外。当年韩国民众第一次阅读鲁迅的代表作品，几乎把他理解成出色的社会运动家、思想启蒙家等角色。鲁迅的思想与他的大智慧对韩国社会的发展及思想的改变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参照作用。通过韩国的近代化历程与民众的奋斗史，我们普遍认为无论中韩两国，或者说整个东亚国家，能够近距离接触到鲁迅这么伟大的20世纪文化遗产，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文化的互相影响和交融成为必然趋势的今天，中韩文化交流不断深入。或许，鲁迅研究会成为中韩文化深层交流的切入点。总的来看，新时期的研究者对鲁迅研究有了更多的深情和厚望，在若干重要方面及理解鲁迅所生活的时代的基本着眼点上，取得了与以往任何时代都不同的创造性成果。

张恨水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杰出的章回体小说大家，在近半个世纪的写作生涯中，为读者创作了120多部中长篇小说，总字数近3000万字。其作品刻画入微，描写生动，达到“老妪都解”的境界，饮誉海内外。20世纪20年代，他几乎包揽了北平各大报纸的连载小说。30年代，他又包揽了《申报》、《新闻报》等报纸的连载小说。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享有如此崇高的声誉，拥有如此广泛的读者，这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是不多见的。然而，新中国成立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内，张恨水备受冷遇乃至歧视。张恨水及其作品并没有得到充分的研究，其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也未得到充分的肯定。直到新时期之后，中国大陆再版了张恨水的大量作品，他才重新浮出水面。

令人比较遗憾的是，目前韩国境内针对张恨水在中国通俗文学版块的研究基础相对薄弱，所以需要深入探求张恨水在文化启蒙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这也许可以带动韩国国内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新视野，也可以将张恨水研究引入到中韩文化等更广研究领域当中，架起两国大众文化和学术交流的桥梁。

张恨水与鲁迅等新文学作家一样，虽然表现出强烈的反封建传统姿态，但都在一定程度上仍受传统价值观念和文人情趣的影响。在被困乡野、满腹苦闷之时，张恨水模仿《花月痕》创作了自己的第一部长篇章回体白话小说《青衫泪》。虽然小说并未完成，但其为解烦闷的字里行间夹杂着不少诗词小品的叙述，仍让之作品攀升经典，是一部记录成长、见证起兴的杰作。这种努力带给他一定的文学创作的自信。从1913年到1916年，张恨水为了求学奔走在上海、苏州、汉口、常德，漂泊不定的生活状态也让他开始逐渐意识到开拓题材、尝试新主题的重要性。

相比其他的新文学作家，张恨水对于传统文学形式的传承是有独到见解的。这种与本土派背道而驰的做法，可以说是改良者试图唤起人们对传统儒家学说的重视所做出的努力，这是时至今日仍有值得学习的独到之处。新中国成立前夕，张恨水曾因突发脑溢血而被迫停止写作。断绝经济来源的张恨水一家，很快陷入了家徒四壁的窘境。此时周扬也将实情汇报给周恩来总理，这引起了党和政府的重视，文化部决定聘请他担任顾问，每月支付其生活费，帮助张家渡过难关。但张恨水对这种尸位素餐的状况感到惴惴不安，仍坚持继续带病写作。这段时间里，张恨水为香港《大公报》和中国新闻社创作了《白蛇传》《梁山伯与祝英台》《孔雀东南飞》《孟姜女》等十几部长篇小说，在他收入逐步稳定之后，便主动请辞了政府发放给每月的生活补贴。张恨水正是在点滴地辛勤劳动中，为后世默默耕耘着宝贵的精神财富。

张恨水的小说创作关心社会生活，来源于其对实时日常的认真观察、仔细体验。如他的成名作《春明外史》就反映了极富有当时社会烟火气息的许多镜头：从达官贵人徘徊在上层社会的灯红酒绿，到中层知识分子和公务员阶级等平民的节衣缩食，甚至底层贱民车夫、妓女的怨声载道。由于小说中众多人物和事件都有真人真事作为依据，因此当时北京人愿意把这部作品当作“版外新闻”来略读一二。张恨水通过艺术的加工提炼，赋予其作品远高于生活本体的后续价值。由此可见，凭借对人生的体会与把握，升华成一种人生叙述本就是人生应有之事。在他看来，引起历史的悖论在于，社会的变更并不以某种特定的规律或人的意志来运行的，假如人对生活的追求背离了生活本身，最终会陷入片面追求的误区。因此，想要体面的生活，就注定无法规避涉及柴米油盐、吃穿用度等问题，如果只是以单纯强制性的力量来剥夺人的基本生活欲求，那么，不管是什么样的“幸福生活”都将只是如泡沫般稍纵即逝的谎言。

在中华民族国难当头的关键时刻，身为爱国文艺工作者的张恨水仍旧将过去的作品汇编成集，自费出版了《弯弓集》。正如张恨水抗战中的转变，最终得以达成现实主义取代了趣味主义的创作实绩，是一种体现人生价值的不二之选，既提高了作者的思想境界，又传播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既展示作者“思考”现实问题时的独当一面，又可为作品暗藏严肃认真的创作态度以引起共鸣。他希望借此推动建造通俗文学与高雅文学交流的桥梁。脑溢血后遗症导致他再也无法清楚地写出记录新中国翻天覆地变化的长篇小说。但回顾张恨水的整个创作历程，企图为章回体注入“现代化”格式和达成创作内容方面革新的意愿还是相对较好地实现了。民众藉由张恨水小说、散文、杂文等作品，不再是思想启蒙的被动接受者，越来越多的他们开始追求个性解放，自觉成为敦促社会思想的实际践行者，这对曾经独领风潮的知识分子来说，不免是一场难以化解尴尬的危机，即民众日益觉醒，尝试为自己“代言”。张恨水相信大多普通民众其实是懂得在取舍之间平衡“适者生存”的。因此，他也逐渐认识到在物质社会与生存现状的双重压力下，知识分子应该主动调试个人思想与社会现实的关系，主动融入身边的市民生活当中，逐步修正自己的行为方式和价值观。

张恨水以“报人”起家，以“卖文”为生，怎样通过作品换钱吃饭成为养家糊口的核心问题。如若小说能在报纸上顺利连载，那么更多的读者群体和报纸的销量保证自然不在话下，而讨论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也变得合乎逻辑。同时，为了谋生，他游走于淳朴乡下和繁华都市之间，市井生活让张恨水更清楚地认识到中国近现代社会里小市民阶层的特殊性所在。张恨水的小说创作正是站在社会底层小市民的立场上，从统治阶级与民众的对立着手揭露黑暗的现实。因此，被广大读者追捧为“市民作家”。

不难看出，在通俗文学的现代化方面，张恨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作家。出于一个新闻记者对热点文化的高度敏感，张恨水将老北京的三教九流、五行八作尽收笔底，让那游走于生活缝隙里的“小人物”也有了一丝出走江湖的硬气。大众传媒的不断发展，让张恨水的许多文学作品得以通过影视剧的新形式和更多观众来一场跨时空的会面。这很大程度地帮助了他在近代，现代，当代三个维度渗透个人影响力。由此，张恨水的京味文学也在传媒和文化的双重作用下，开始别有一番风味。

总的来说，他的作品深受读者的喜爱，一直走大众化路线，“张恨水”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非常独特的现象。事实证明，张恨水不仅在小市民层面上拥有着绝对广泛的读者，还深深打动了其他更高层次的读者，其小说甚至在海外也广为流传。时至今日, 张恨水的代表作《啼笑因缘》被译为多种文字，包括美国国会图书馆及一些美国著名学校的图书馆的书架上收藏张恨水的小说近60种。这足以证明张恨水不仅有自成系统的创作风格，更保持了作品本身的美学特征与市场效益之间的平衡，也让文字艺术没有地域界限、民族界限、语言界限，而有更多的共赏性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