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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龙这个名字，没几个人知道;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无人不知。

哥伦比亚大学的东亚系，不仅是全美最早的汉学系，也是中国文化海外传播与研究的一块高地。胡适、冯友兰、徐志摩、宋子文、马寅初、陶行知、陈衡哲、潘光旦、闻一多等在这里留下足迹;顾维钧、张学良、李宗仁、张国焘在这里留下了珍贵的第一手的口述实录……

这一切，都来自一个卑微的广东“猪仔”：丁龙。

一百多年前，仆人丁龙希望，在美国一所著名大学里建立一个汉学系，以传播祖国的文化，他为此捐出了自己全部的积蓄。也因此，美国有了一所伟大的汉学中心。

一百多年后，一位在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任教的中国学者，苦苦地寻找着丁龙的足迹，揭开了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

最早听到丁龙的故事是很朦胧的，还是在我童年的时候。

它更像一个美丽的传说。

说的是很多年以前，在遥远的美国，一个被当做“猪仔”卖往美国做劳工的苦力，被他的主人看中，做了家中的仆人。

这个主人是一座城市的市长，权势烜赫。这个中国仆人勤勤恳恳、人品高尚，博得了主人的敬重和爱戴。他终生未娶，却克勤克俭，积攒每一个银毫子。到了晚年，他已经有了一笔引人惊羡的存款。即将退休之时，他向主人请辞。主人对这个为自己贡献了大半生的仆人恋恋不舍，力挽不能。于是他提出了一个十分感人的承诺：为了报答和感念这位仆人对他的照顾，他愿意倾其所能，为这位义仆做点什么，以了其夙愿。

仆人谢拒。但主人执意坚持，卑微的他，终于剖白了久埋心底的一个宏愿。出乎主人意料的是，他不是申求一笔丰硕的养老金，不是求主人给他开个聊以存身、确保晚年可以遮蔽风雨的小店面，甚至不是求主人资助他回归终年魂牵梦绕的故乡……

他的志愿是：请主人出面把他终生一分一分积攒的血汗钱，捐献给一所有名的美国大学，请这所大学建立一个汉学系，来研究他祖国的文化。

当时，他的祖国正是积贫积弱的时候，风雨如晦，江山飘摇，面临列强瓜分和庚子之乱。廉价劳工被当做“猪仔”卖往美国，受尽了凌辱。这个普通的中国仆人怀着一个崇高的愿望，他希望美国人了解一下中华民族的文化和传统，希望美国人多知道一些中国;这个善良的人相信，文化的交流会促进互相的了解，了解会增进友谊;他相信，理解了中国文化的美国，会尊重他有着五千年文明的祖国。同时，他也深信，促进美国人了解中国最积极最有效的办法，是在一所美国的名校里办一个汉学系。他的这个卑微却伟大高贵的梦想，深深地感动了他的主人。

可是这个中国仆人哪里知道，他视为至尊至巨的终生积蓄，哪里能够在美国一所名校里开办一个汉学系?!但为了这愿望，他捐出了终生的积蓄。

主人没有食言，为此，他也几乎倾家荡产，捐出了一生的积蓄。

后来，仆人祖国的最高统治者闻知此事，也深为感动。慈禧太后亲自捐赠了五千余册珍贵图书;李鸿章和清朝驻美使臣伍廷芳等人亦都捐助，真的在美国最杰出的大学里办了一个享誉世界的汉学系!

这个汉学系，就是今天的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

这不是传说，不是童话，而是一段感人肺腑的史实。

前些年，我撰写美国汉学史的论文，惊奇地发现童年时得知的这个传奇故事，竟发生在我求学并任教的哥伦比亚大学校园内!

东亚系的著名教授、亦师亦友的夏志清先生多次给我补述了这个故事的细节。在夏志清先生的叮嘱和鼓励下，我在搜求爬梳这段与史实相关的资料时，我才感到了把它写出来的迫切性和必要性。因为，故事距今仅仅一百多年时间，但大部分资料已近湮没，几无蛛丝马迹可寻。

在夏志清教授、哥伦比亚大学档案处、校史博物馆、东亚系、东亚图书馆以及巴特勒图书馆的资料咨询专家的指导和协助下，使我能在近一百多年之后的今天，最大限度地把这个动人的传奇故事，还原成一段历史的真实。

美国绝大多数大学的汉学研究或东亚研究系，都建立在一、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特别是二战以后，且大多都偏重于实用的目的。

与之迥然相异的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汉学系，它不但是美国最早的汉学系，而且也是完全以注重古典文化精神和人文传统的欧洲模式创建的。这不仅得益于哥伦比亚大学一以贯之的严谨的办学作风，以及尊重历史文化精神的优良传统，还得益于哥伦比亚大学在创办东亚系时，捐助人卡本蒂埃先生捐助“丁龙汉学讲座教授”的资金，足以力敌任何大学的酬金，去邀请全世界最杰出的汉学家加盟。

创系伊始，哥伦比亚大学就派出了最棒的教授去欧洲搜罗人选，其中直接参与其事的，就是后来被奉为“当代文化人类学之父”的弗兰兹·博厄斯(FranzBoas)教授，他选中了世界汉学重地德国的夏德(Friedrich Hirth)教授，担当了“丁龙汉学讲座教授”的人选。此前，剑桥大学汉学教授吉尔斯教授曾先行到哥伦比亚大学，举行了“中国与中国人”的系列讲座。这应该说是美国汉学的最早发蒙，哥伦比亚大学应属美国汉学最早的开山鼻祖。

在我所能搜集到的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建系史的资料中，没有一份没有提到丁龙这个名字的，但大多资料皆语焉不详，即使提及，也都是一语带过，且交代的是卡本蒂埃将军有感于他的中国仆人丁龙的品格，欣然捐赠“丁龙汉学讲座教授”、建立哥伦比亚大学的汉学系的事情。

我不满足于此。经夏志清先生的指点，我去东亚图书馆的珍本、善本书库查看慈禧太后赠送的《钦定古今图书集成》，数千卷图书宁静地沉睡在那儿，仿佛唯一的文化信息，在默默地注视着我。

丁龙到底是何许人也?为什么卡本蒂埃的身份一会儿是富翁，一会儿是市长，一会儿又是将军?他为什么单单选中了哥伦比亚大学，在这儿建一个世界闻名的汉学系?

诸多疑问在我心中盘桓了一年的时间，愈思考愈令我迷惑。丁龙已成了我心中的一个谜，我必须寻找他。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与东亚图书馆的东方学专家聊起此事。她建议我到学校档案处和校史博物馆去碰碰运气。对啊，我怎么没想起这两个宝贝地方呢!

档案处和校史博物馆在哥大行政主楼里，那是哥大人的骄傲。那儿供奉有1754年哥伦比亚大学建校时，英国国王乔治二世御手书的羊皮纸圣旨，以及他的御衣及佩剑;那儿还有哥伦比亚大学自建校那天起，所有的重要文献及档案。那儿是哥大的“白宫”。

在那儿，我一定能找到丁龙的，我想。

带着异样的敬意，我走进哥伦比亚大学档案处和校史博物馆。这幽深的宫殿式建筑充满神圣感的寂静，加上为保护文物和文献特设的幽暗灯光，更添其神秘意味。进入此厅，除了馆方提供的铅笔，一概不能使用其他书写工具。

档案馆没让我失望，我找到了一些蛛丝马迹。但很遗憾，“丁龙”的名下，只有两页纸的档案：

一页是“丁龙汉学讲座教授”。这个学衔是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的最高荣誉，迄今只有四位教授荣膺。在这个条目下，介绍此学衔是部分由丁龙所捐，而整个教席却是于1901年由贺拉斯·W·卡本蒂埃惠赠的基金所建;卡本蒂埃1848年毕业于哥伦比亚学院(哥伦比亚大学前身)，这项捐助是为了纪念他的中国仆人丁龙而设的;最后列了四位荣膺此学衔的教授名单。

另一页则是早年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发行的一份英文报纸。报纸报道了丁龙捐赠一生积蓄，感动其主的故事。那是一篇社论，丁龙的事迹介绍得很少。

在这昏暗的巨大厅堂里，怀着虔诚和激动，看着那发黄的历史册页和那惟一的报章，我眼前浮现出丁龙那双执著和期冀的眼睛……

丁龙的故事到此戛然而止?我岂能甘心!

但这儿的发现给我提供了新的线索，卡本蒂埃是1848年哥伦比亚学院的毕业生。顺藤摸瓜，一定能够发现更多的关于丁龙的信息。

哥伦比亚大学校史博物馆的副主任戴维·希尔(David·K·Hill)先生热心地替我捧来关于卡本蒂埃的所有文件。骤然间，我像发现了宝藏!捧到我手边的是在筹建哥伦比亚大学汉学系期间，卡本蒂埃和哥大校长的全部通信，以及所有关于筹建此系的未为人知的历史资料。

我用颤抖的手翻阅着这些有百年历史的书信和文件，不由得心潮起伏。

我忽然意识到，要想寻找丁龙，我眼前的要务已不再是锁定丁龙本身，甚至不再是瞩目于眼前这三摞弥足珍贵的原始文献。

我必须首先弄清楚谁是卡本蒂埃，他一生的经历以及他捐款建汉学系的动力和动机。

我仔细阅读起这些通信和文件，发现卡本蒂埃毕业于哥大的法学院，他长期居住在加利福尼亚州，当时两任哥大的校长都以尊敬的口吻称他为“卡本蒂埃将军”。他到底是什么将军?档案处和博物馆人员概莫能答。

这一次，东亚图书馆的东方学专家也都一筹莫展了，这毕竟不是亚洲研究的课题。我茫然无绪，这儿似乎成了一个死结。

我极不愿在此停步。既是将军，查找军事名人辞典吧———没有;既是律师，查一下法律及相关人物辞典吧———也没有。那么，何不查查十九世纪美国名人辞书?巴特勒大图书馆大参考阅览室有数千种世界各地出版的工具书，凡能想到的，我都去碰碰运气。没有，没有，没有。

怀着一线希望，我去咨询那儿的专职图书馆学家南茜·费雷兰德(NancyFriedland)女士。她起初的思路和我一致，当得知一切无功而返后，她以图书馆学和目录学专家的专业态度，直至我都内疚甚至泄气时，仍不懈地寻找。最终，这位敬业且热心的学者没有辜负我，她动用了最先进的电脑网络追索系统，在全国范围信息站里扫描搜寻，终于给她找着了!

在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加利福尼亚州指南》上，我们最终找到了他的行踪：

贺拉斯·W·卡本蒂埃(Horace WalpoleCarpentier，1824-1919)生于纽约，1848年毕业于哥大本科，1850年毕业于哥大法律学院，然后去西部的加利福尼亚州闯荡。此时正是“淘金热”最盛的时期，但他没去追随淘金，却在一片处女地上建造了一座城市并命名为“奥克兰”。他自命为市长，相继建造了学校、码头、防波堤、船坞等。后来，他把土地交给了中太平洋铁路公司，他拥有这公司的大量股票。因为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国民自卫队服务，他被称为“将军”。

纽约，1901年6月28日

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先生：

谨此奉上一万二千美元现金支票作为对贵校中国学研究基金的捐款。

您恭顺的丁龙

“一个中国人”

随后，从其他的资料上我又得知，卡本蒂埃出生在纽约今天唐人街所在的下城运河街附近，他是一个皮匠的儿子，自幼好学上进，其父竭其所能供他上了名校哥伦比亚大学。他不负父亲厚望，以优异成绩毕业，并成为当年的毕业讲演者。在加州，修建贯穿全美的铁路大干线时，他接触了大量的华工。此时，正是加州疯狂反对华工、虐待华工的最邪恶的日子。卡本蒂埃在自己的企业和家中雇佣了一批华工。他发现了华人吃苦耐劳、忍辱负重、克己奋发的优秀品质。

丁龙就是他所雇佣的华工中的一个。那时，从没去过中国的卡本蒂埃，从他雇佣的华工身上间接地见识了中华文化的优良品质。坦率地说，他接触到的下层人民，较少受到教育却有一颗颗纯朴正直的内心。

丁龙在华工中要算少有的例外。他受过一些起码的教育，能读书和写字，且谨遵孔夫子的教诲。大约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他做了卡本蒂埃的私人仆人，并负责做饭以及打理日常事务。卡本蒂埃日理万机，繁忙不堪，有时难免发脾气。可是有一件小事教育了他，或者可以说改变了他的性情和世界观。

有一次，他为烦琐的小事着恼，他解雇了丁龙并让他赶快离开。次日清晨，他意识到自己脾气失控所犯的错误：失去了忠仆，厨房锅灶冷清，他预备挨饿。失去了了解他胜过他本人的丁龙，他知道自己将面临什么麻烦。

但出乎他意料，丁龙依然像往常那样为他端上了早餐。卡本蒂埃深感懊悔，立誓决不再犯发脾气的毛病。丁龙却淡泊地说：他原谅主人，因为他知道卡本蒂埃是个好人;孔夫子说，受人之托，忠人之事;人要忠心，要珍视自己的荣誉。

朴实的道理感动了卡本蒂埃，也使他知道了，世界的东方，两千多年前有个孔夫子，是中国人。

1889年，卡本蒂埃从加州返回纽约时，丁龙跟随他来到了纽约。在他向丁龙许个大愿，要为他做件事的时候，出现了我们文章开头的那一幕。

丁龙的理由，是因为美国人不了解中国和中华文明，他想以卑微之身，为促进中美两国人之间的互相理解做点事。

丁龙并不是知识分子，甚至算不上是个读书人，对孔夫子也知之甚少。但是卑微如他，却以一个普通的中国人的品格感动了人心人性，作出了富贵王公、博学鸿儒都难望其项背的义举和贡献，无怪乎高贵尊严的慈禧太后，位极人臣的总理大臣李鸿章、炙手可热的驻美公使伍廷芳，亦都来称赞和相助。

受丁龙的感动，卡本蒂埃不仅捐助哥伦比亚大学建立了汉学系，也捐助了大量的钱财给华人聚居地加利福尼亚州的加州大学，让他们多买书籍，加强对中华文化和思想的研究。卡本蒂埃成了慈善家和教育事业的赞助人，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医学院和巴纳德女校，他都捐出了巨款。他还不断地追加给汉学系的经费，并捐献了各种名目的奖学金。

因为丁龙，卡本蒂埃对中国有着特别的情感，他生前曾多次来广东，并向广州的博济医学堂捐款2.5万美元。博济医学堂成立于1866年，是我国最早设立的西医学府，孙中山曾在此学医和从事革命活动。1936年，博济医学堂发展成为岭南大学医学院。如今，在岭南大学医学院的捐款者名单上，可以查出他是当年最早的捐助者之一。

当我打开戴维·希尔先生为我找来的、沉睡了将近一个世纪的文件，卡本蒂埃1901年6月给校长的书信中，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这样几行滚烫的字眼：

“五十多年以来，我是从喝威士忌和抽烟草的账单里一点一点地省出钱来。这笔钱随此信奉上。我以诚悦之心情将之献予您去筹建一个中国语言、文学、宗教和法律的系;并愿您以丁龙汉学讲座教授为之命名。这个捐赠是无条件的，唯一的条件是不必提及我的名字。但是我还想保持今后再追加赠款的权利……”

说到丁龙的个人品格，他这样写道：

“不错，他是一个异教徒，正像苏格拉底、留克利希阿斯、艾皮克蒂塔也都是异教徒一样。……这是一个罕有的，表里一致、中庸有度、虑事周全、勇敢且仁慈的人;谨谨慎慎，克勤克俭。在天性和后天教育上，他是孔夫子的信徒;在行为上，他像一个清教徒;在信仰上，他是一个佛教徒;但在性格上，他则像一个基督徒。”

他热情洋溢地夸赞了丁龙的为人、品性和高贵的人格。他太爱自己的这位忠仆，几乎把他写成了一个完人，甚至把他和享誉世界历史的伟人、哲人相提并论。

在这溢美之词的背后，是当时美国社会反华仇华的时代背景，甚至连哥大的校长在接受了本卡蒂埃的捐款和丁龙的终生积蓄后，还对是否应该接受这个中国人的善款有些忐忑，他曾经写信给卡本蒂埃质询丁龙的身份问题。这激起了这位正直将军的义愤，他激动地回复道：

“丁龙的身份没有任何问题。他不是一个神话，而是真人真事。而且我可以这样说，在我有幸所遇出身寒微，但却生性高贵的天生的绅士性格的人中，如果真有那种天性善良，从不伤害别人的人的话，他就是一个。”

同在此信中，卡本蒂埃愤怒抨击了美国人蹂躏华人的暴行，以及国会法案通过迫害华人的不义。

卡本蒂埃在此期间给校长的信中，拒绝了校长愿用他本人名字的好意，坚持汉学教授讲座的荣誉必须用丁龙的名字。其间中国政府通过驻美大员伍廷芳关怀此事，卡本蒂埃毅然指出，必须用丁龙的名义，伍廷芳大臣的钱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中国政府及其官员在名义和道义上的支持和赞助。

最终，清朝政府为哥大建汉学系捐赠了约5000册书，约合7000美元。丁龙捐赠了他一生的血汗积蓄1.2万美元。

可别小看这1.2万美元，当时别说一个华人仆人，即使在一般美国人家庭看来，这亦是一个天文数字了。

而丁龙的主人，卡本蒂埃将军为了建立这个汉学系一再追加款项。到最后，他为了这个项目追加的款项至27.5万美元。

哥大汉学系是在1901年-1902年间办起来的，这过程，哥大事无巨细都向卡本蒂埃伸手，以至于连慈禧太后赠的书，校方都不愿拿钱去精装，而遣新聘来的丁龙汉学讲座教授夏德先生向本卡蒂埃要1500美元，将之全部装订好。每牵涉到汉学系的，卡本蒂埃总是慷慨解囊。但在1903年，为建法律学院大楼，校长向他索捐40万美元时，终于将他激怒。

可是最后，卡本蒂埃仍然同哥大保持了良好的关系，并且永远关怀其东亚研究事业，直至1919年他去世。

十多年来，我一直在找寻着丁龙。到如今，对丁龙有兴趣、找寻丁龙的再不是我一个人。但，我们依然不知道丁龙的晚年所终。

有人猜测他在纽约上州高尔维镇的卡本蒂埃的庄园辞世，并埋葬在那里，因为那儿有一条以丁龙名字命名的“丁龙路”，已经有一百年的历史了。遗憾的是，我们查遍了当时的公路局和地方志编辑机构，都没有找到相关的证据。美国的路名一般都由政府确立而且都有详细的记录，可有关这条路，却连一丁点儿消息都没有找到。我们访问了卡本蒂埃故乡的镇公所和地方志编辑部，也没有发现新的材料。

当年的人大都去世，我们采访过90岁的老人，据她说，丁龙“发财回家了”。但没有任何证据支持这位老人的观点。

我们还查找了纽约市及纽约州1900年-1920年二十年间死亡人员的名单，也没有找到丁龙的名字。尽管那时美国已经有严格的户口统计制度，但人去世而没有上报的情况亦有发生。

2006年，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位校长助理曾经到中国广东寻找丁龙的信息，也没有找到相关的线索。至今，无法确定丁龙是在美国去世还是回国了；至今，无论在美国还是中国，都没有发现丁龙的坟墓。

但丁龙和卡本蒂埃捐款筹建的哥大汉学系并没有辜负他们。从建系伊始，这个汉学系就走在了世界汉学研究的最前列。一百多年来，哥大汉学系只有四位教授荣获“丁龙汉学讲座教授”学衔，正说明对这个学衔的要求之高。第一任“丁龙汉学讲座教授”夏德先生是中国现代最著名的学者胡适的导师之一。他在胡适博士论文答辩委员会中，是惟一能看懂胡适论文中有关中国上古哲学理论及原文的导师。本着宁缺毋滥的精神，“丁龙汉学讲座教授”甚至有过虚席以待23年以后，才有人重获此殊荣的历史。

哥大汉学系总是聘请独领一时风骚的各各国汉学专家，来激活哥大的汉学研究事业并传经送宝。

1929年哥大汉学系首次聘任了一名中国学者王际真先生。他是一名杰出的文学批评家、文学史家和翻译家。其后，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的汉学研究更与历史系、哲学系、政治学系、艺术与考古系、宗教系等学科合作，在更宏阔的背景上对汉学进行发掘探讨。在当代，有广大中国读者极为熟悉的夏志清教授，他在中国古代和现当代的小说研究上独执牛耳;在近代和晚清小说研究领域，新生代的汉学家王德威教授则异军突起，并成为东亚系建系以来第一位出任系主任的东方人，也是哥大建校二百多年以来，第一位执掌汉学研究事业的中国人。

一百年是一个伟大的循环。由丁龙起，汉学研究在哥大的重担又落到了炎黄子孙的肩上。一百年是一个不短的时间，中国已不复是昔日的中国，美国当然也不再是当年的美国。丁龙们的梦和含泪的期冀已有一部分早已实现。但，这并不意味着压在汉学家肩上传统文化交流、促进中美间互相理解的担子会稍轻。

丁龙无须被人记住，人类的史册上将永远会有他大写的名字。而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的存在，就是他的业绩被发扬光大的一座巍峨的、恒久的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