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摘自北京语言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徐宝锋教授在“后疫情时代的中伊汉学与文化发展论坛”上的发言稿。

“后疫情时代的中伊汉学与文化发展论坛”由北京语言大学、伊朗驻华使馆、阿拉麦塔巴塔巴伊大学、德黑兰大学、圣拉兹大学主办，北京语言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承办，中国文化译研网（CCTSS）平台支持，自6月23日起共举办了四场主题会议,来自中伊两国高校的18位学者发言在会上提出真知灼见，共商后疫情时代两国人文交流未来趋势、“一带一路”背景下的汉学发展，以及“中国学”与“伊朗学”研究。

本文作者 徐宝锋

中国和伊朗都是世界著名的文明古国，在人类发展史上都做出过突出的贡献。两国在文明传统、世代传承和当代交流方面都有许多珍贵的记忆和记录。在“一带一路”的倡议下，中国伊朗之间的文化交流应该综合考虑三个维度的关系问题：

首先，是历史与文明的维度。

在久远的历史深处，古波斯文明和中华文明曾经双峰并峙，延展在昆仑山的东西两侧。波斯与中国的文化艺术相互之间的交往学习已有两千年的历史。现存的历史书写和考古发现都证实了两种文明漫长的交流史和融合史。在彼此的文学记忆中都留有大量的关于对方文明的精确描述。在伊朗现有的语言中，对于中国的称谓还保持着Sin 的发音。这个发音一点也不现代，相反，特别地具有历史的厚重感。单从这个发音本身就可以把中国和伊朗的文明交流史前推至春秋时代。最初波斯人是通过春秋时代北方草原的胡人（狄、匈奴）处得知中国的。草原民族南下最初碰到的应是周成王时分封于北边的“晋”*Sin(>tsin)国（叔虞始封于唐，其子燮父因所都傍晋水而改称晋侯），过二三百年后才又碰到周平王分封的“秦”*Zin(>dzin)国。秦晋两国相邻，古音又相近，可能胡人乃据最初印象是“晋”而混称秦晋同为清音（Tsin）的。《史记·大宛列传》《汉书·匈奴传、西域传》《佛国记》所称“秦人”之原语可能就是清音之秦晋混称。

据中国“史书”记载，汉武帝时，张骞派其副使访问安息（即波斯），安息王令两万骑兵迎候，礼仪极为隆重。东汉末年，安息王的太子、佛教高僧安世高也曾来汉访问，并在中国呆了多年。在中国南北朝时代，波斯派使节到中国北魏王朝友好聘问达十多次。随着双方友好往来，汉文化传至西域，西域文化传来中国，中国、伊朗等国的“丝绸之路”也全面畅通，为两国的经济及文化交流开辟了新的纪元。中国的丝绸、瓷器以及打井、炼铁、制漆、缫丝等工艺源源传入伊朗等西亚诸国，伊朗的物产如蚕豆、苜蓿、葡萄、胡桃、石榴等也源源传入中国。到了唐代，两国往来曾达到鼎盛时期。后来，波斯遭外来侵略，波斯王亲自到唐帝国访问并请援，唐高宗封他为都督，遣将派兵护送他回国，但回国未成死于长安。其子尼列斯谋策复国未成，于唐中宗景龙年间返华也死于长安。当时，尼列斯率领数千波斯人，其中有些在唐朝当上了将军、外交官、天文学家、医学家和学者。

历史上，波斯曾成为东西陆路的要冲和经济文化交流的中间站，早在公元前2世纪的中国西汉时期，中国与波斯民间就已辟“丝绸之路”，西通罗马。中国的丝绸和养蚕、织丝技艺很早就传人波斯。古代波斯诗人费多西在他的诗中曾盛赞中国的织锦，在中国许多汉墓出土的丝织刺绣中的艺术图案，有联珠对鸭纹锦，联珠骑士纹饰，联珠莺鸟纹绵等，都显示出了古代波斯工艺美术的浓重影响。两国植物的传播和移植就达几十种。姜、肉桂、大黄、土获荃等药材也传往波斯和西亚等国。产自波斯的玉米、红薯、西红杮、蚕豆、芝麻、葡萄、石榴、香菜、胡萝卜、黄瓜、大蒜、核桃等产物也被带入中国。南北朝时波斯袄教传入中国，目前在中国新疆、敦煌等地发现有袄教的文物碑刻及宗教书籍，在许多地区出土波斯银币。事实证明中国和古波斯文明互动频繁，历史上都在彼此相互影响。

其次，是现实与发展的维度。

伊朗是“一带一路”的重要节点国家，是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近年来中国和伊朗之间保持了非常密切的文化交流和民间交往。伊中在经贸合作上， 中国是伊朗在亚洲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也是世界第三大贸易伙伴。伊中两国在文化上，中国同伊朗成立文化联合委员会并定期举办会议。但是，目前中国和伊朗彼此文化方面的认知和了解还有待进一步的深入，许多中国普通民众对当代伊朗的知识并不比古代波斯多多少，古老的Sin的发音或多或少地还代表着大多数伊朗人对于这个中国的文化印象。波斯波利斯、伊斯法罕、设拉子等许多历史文化古迹还不为大多数中国人所了解，哈菲兹等伊朗文化名人还不为中国知识界所认识。从两国的文化交流实际出发，应该努力做对当代中国和当代伊朗的文化知识做系统性的梳理和介绍性普及。对中伊两国的教育研究机构、历史文化遗存、文学艺术名家、经典性文化著作。目前，中国商务印书馆正式审定再版的“汉译波斯经典文库”收录了包括伊朗中世纪“四大柱石”在内的8位伟大诗人名下的10部著名诗作，共23卷次，对于中国读者了解伊朗文化和文学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由中国文化对外翻译与传播研究中心组织全国29家主流文学期刊主编和40位资深文学评论家，从20余家文学期刊提名的共651部中国当代文学作品中，评选推荐出具有海外传播价值的31部长篇、61部中篇、100部短篇小说，并组织文学评论家、文学主编共同编写《中国当代文学作品指南》，邀请翻译家对样章进行英文翻译。《中国当代文学作品指南》如能翻译成波斯语种，将对伊朗文化文学界了解中国的文学现状发挥重要的作用。目前中国政府正在全力推进的亚洲经典互译计划将会让两国的更多当代经典互译出版，这对于加强两国的文明互鉴和民心相通将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中伊两国应该建立稳定的双边学术交流平台和对话机制。目前，北京语言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和塔巴塔巴伊大学共建中国研究中心的项目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尝试，类似今天这样的学术对话就是彼此强化沟通和理解的重要学术开端。

第三，是情感与未来的维度。

无论是从历史还是现实的维度来看，中国和伊朗两国一直保持着密切的交往关系，波斯文明和中华文明之间从未发生过对立性冲突，无论是历史上的张骞、安士高、尼列斯还是当代的中伊两国民众，两国人民之间一直保持着非常深厚的彼此信任的情感。这种共同的情感基础是中国和伊朗两国未来文化交流和进一步深度交往的基石。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很大程度上就是基于对人类命运的情感关怀而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由情感的关怀而升华，进一步来讲，有待于思想的建构。中华文明和波斯文明都是人类思想建构的重要文化宝库，两种文明在应对人类正面临着一系列威胁，如环境危机、资源危机、粮食危机、人口危机等等时，以历史形成的深度互信为前提，完全可以通过构建文化共同体、学术共同体等具体形式，把彼此对世界前途和命运的担忧，转化为对未来世界多种可能性的共同认识。

 “命运共同体的核心要旨就是，世界命运应该由各国共同掌握，国际规则应该由各国共同书写，全球事务应该由各国共同治理，发展成果应该由各国共同分享。”在这个“人类命运共同体”所开显的全球化新时代，两国人民都应以对世界的美好期待为动力，是以“为世界谋大同”为目的，以对未来世界的美好向往为支撑，务实做好各项文明互鉴和民心相通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