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来中国文化包括中国当代文学在海外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译介和研究日益增多。然而，作为学术交流和文化交往的海外译介、研究，与作为权力话语和从文化政治的立场出发的海外译介、研究，始终是交织在一起的。清醒地意识到这种区别，始终是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研究的关键之一。随着中国国力增强，作为学术交流和文化交往的海外译介、研究正在日益发展，并逐渐占据主导地位。这使得中国当代文学的海外传播图景逐渐走向均衡，而这种均衡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请过去”与“走出去”

第一个方面，是主动“走出去”与被动“请过去”的日益均衡。中国当代文学主动“走出去”的历史，可以追溯至20世纪50年代初期由外文局创立的《中国文学》（英文版）。这份杂志以向世界各国翻译和推介中国社会主义文学及作家为主要任务与目标。身处冷战氛围，《中国文学》可以说是社会主义中国通过主动介入中国当代文学的海外传播，进而试图掌握社会主义文化传播的主动权的尝试与产物。然而，由于多种原因，《中国文学》影响寥寥。20世纪80年代以后，海外传播的主导方式逐渐转变为被动地“请过去”，即由海外自主地选择、译介和研究中国当代文学的作家作品。以英译为例，据刘江凯2012年统计，中国当代小说60部英译作品中，中国大陆出版13部，海外出版机构（特别是美国和英国）则出版了43部。海外成为译介中国当代文学的主导性力量。

不可否认，这种海外被动“请过去”存在一些后果，表现之一是海外译介与出版具有高度的选择性。一方面，海外译介高度依赖译者的个人兴趣，例如葛浩文之于莫言、杜博妮之于北岛。此外，译者大都选择能够或易于被翻译为目的语的作品，而对于语言上难以翻译的作家作品，如贾平凹的小说，则翻译不够。另一方面，海外出版商倾向选择市场接受度高且易于被当地读者认可的作品出版，《上海宝贝》和《狼图腾》在海外的惊人畅销足以证明其销售策略的成功。

然而，更重要的是，在意识形态壁垒依然清晰可见的情况下，海外译介往往会有意地选择那些符合或可能符合译者的意识形态及其对当代中国想象的作家作品。例如，他们往往更为偏爱那些批判当代中国的作品。简言之，海外译介所建构出的当代文学图景，往往与国内有相当程度的差异，我们不能不深思这种差异背后的意识形态因素。

近些年来，尽管被动“请过去”依然盛行，但主动“走出去”也重新受到重视。不少中国文学翻译工程或计划正在进行，例如“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2004）、“中国当代文学百部精品对外译介工程”（2006）、“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2009）、“中国文化著作翻译出版工程”（2009）、“中国文学海外传播工程”（2010）先后设立。这些项目的特点是：目的明确、计划具体、资金充足，以制度性的力量来实践中国当代文学的主动“走出去”。其他主动“走出去”的方式还包括：各高校海外中国研究中心的设立及系列工作，政府以基金形式资助海外机构的翻译，国内出版代理人与海外机构的积极合作，民间翻译的跨国合作等。

当下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与20世纪80年代之前相比，相同之处在于，两者都试图分享乃至掌握中国当代文学传播的主动权。不同之处则在于，当下的主动“走出去”面临更少意识形态壁垒，传播方式与渠道更为多样，同时更多地依赖文化市场的全球网络。但更为重要的是，当下的主动“走出去”在力图重新分享乃至掌握中国当代文学与文化传播的主动权时，更强调这种主动权的有效性。这种有效的主动权的掌握在今天具有重要意义。中国不仅仅是硬实力的增强，同时意味着一种叙事的确立。这种叙事既有助于当代中国人确立自身的身份认同，也有助于确立当代中国在世界历史中的位置。可以说，当代中国本身就是一种叙事，这正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内涵之一。中国当代文学的主动“走出去”，其目的正在于通过主动地传播中国当代文学，掌握这种叙事的主动权，有效地建构一个“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形象。

主动且有效地“走出去”的日益凸显，有力地改变了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的单向度化，使文化交流更为充分、平等，也更为均衡。“请过去”和“走出去”各有所长，我们期待两者不断交融，产生一种更为动态与广阔的均衡。

海内外评价标准的融合

第二个方面，与中国当代文学主动“走出去”和被动“请过去”日益均衡相同步的，是海内外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评价标准的日趋融合。这指的是，海外的译介者和研究者对何谓当代中国的代表性作家、代表性作品的判断，逐渐与国内的判断日趋一致。

在冷战如火如荼的20世纪60年代，时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的夏志清撰写《中国现代小说史》，对沈从文、张爱玲、钱锺书等自由主义作家明显偏爱，而对鲁迅、茅盾、赵树理等左翼作家或颇为贬低，或干脆无视。这种文学史图景的建构与其时国内的当代文学图景截然相反，其背后展现的是与国内截然有别的文学评价标准和政治立场。到了80年代，《中国现代小说史》传播到国内，影响了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些研究者和批评家，以致80年代中后期开始的、由国内学者和批评家所发起的“重写文学史”潮流也在无形中受到影响。即使到了21世纪初，海外的文学评价标准也与国内存在相当的距离，海外与国内在何谓“好的”中国当代文学、何谓中国当代文学的代表性作家和作品的判断标准上，仍然分歧明显。这种分歧产生的部分原因，仍然根植于海外译介者和研究者的意识形态立场。

然而，近些年来，这种分歧正在日益弥合，海外逐渐不再追求或难以追求一种明显区别于国内的评价标准。典型的例子是2012年瑞典文学院将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莫言。莫言在20世纪90年代便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代表性作家，他的一系列作品如《红高粱》《酒国》《丰乳肥臀》《生死疲劳》《蛙》等在国内也基本被评论家和研究者公认为一流作品。他的获奖即使在国内读者和研究者看来，也可以说是实至名归。另一个典型例子是刘慈欣，在2015年刘慈欣凭《三体》第一部获得国际科幻文学最高奖“雨果奖”之前，他早就连续八年斩获中国科幻文学最高奖“银河奖”，被誉为“当代中国科幻第一人”，并凭借一系列高水准的作品，尤其是《三体》三部曲赢得国内众多科幻读者的喜爱。可以说，刘慈欣获“雨果奖”虽是意外之喜，但也实至名归。莫言和刘慈欣的例子都表明，海外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代表性作家和“好的”作品的评价标准，正日益与国内的评价标准相融合。这种融合的原因，首先要考虑的是中国的大背景，其次是中国当代文学及其研究与海外互动交流的日益密切，再者也是对文学作品的审美回归。

这种融合也表明，由中国作家、读者、研究者和评论家共同努力所建构的中国当代文学的主流评价标准，正日益获得海外的重视乃至认同，国内的主流评价标准再不会像20世纪80年代那样受到海外压倒性影响。这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历经风风雨雨所结出的果实之一，也是中国文化自信、学术自信的初步体现。展望未来，相信这种融合的持续深入，必将更有助于中国当代文学的海外传播在被“请过去”的同时有效地“走出去”，在均衡的图景中积极主动地讲好“中国故事”。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传媒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