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增强

任增强，文学博士，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副教授，主要从事海外汉学与域外汉籍研究，主要著作有：《英美聊斋学研究》（专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异史氏：蒲松龄与中国文言小说》（译著，江苏人民出版社，2023）、《中国文化概要》（英文版）（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海外汉学与中国文论》（英美卷）（合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

由发生学的角度而观，歌德“世界文学”这一文学观念的提出与海外汉学有着直接的关系。1827年1月31日，在与艾克曼题为《中国传奇和贝朗瑞的诗对比，“世界文学”，曼佐尼过分强调史实》的谈话中，歌德在读过一部中国传奇后，对艾克曼言道，“所以我喜欢环视四周的外国民族情况，我也劝每个人都这么办。民族文学在现代算不了很大的一回事，世界文学的时代已快来临了”，译者朱光潜在文后注释中指出，歌德所读过的这部中国传奇，“可能指《风月好逑传》。歌德在这部传奇法译本上写了很多评论”。若考察十八九世纪的欧洲汉学史，可以发现在1827年之前当时在欧洲刊行的《好逑传》译本，至少有1761年帕西（Thomas Percy）编辑的四卷本英译本《好逑传》（Hao Kiou Choaan or the Pleasing History,A Translation from the Chinese Language），以及据帕西本的转译本，包括1766年埃杜斯（A.Eidous）转译的法文本、1766年穆尔（Christopher Gottlieb von Murr）转译的德文本、1767年荷兰阿姆斯特丹F。欧特土因出版社刊行的荷兰文转译本。由此可见，歌德“世界文学”这一观念的提出与中国文学的西传有着密切的关系，包含有民族文学世界化的意涵。而在中国文学外传史上，海外汉学一直以来即发挥着重要的中介作用，特别是中国古典文学借助于海外汉学这一中介者而流布至域外，由东及西、由北而南，作为独特的文学经验在海外引发了持久的关注。本文中所用的“海外汉学”取其狭义，指的是以汉学家为主体的海外学者对中国传统文化所开展的相关研究。相应地，本文所指的中国文学主要集中于中国古典文学，以诗歌和小说为例。“与中国古典散文相比较，中国古典诗歌在英语世界中更受重视。相关译作和论著在数量上不仅超过散文类，而且多于小说类和戏剧类。”实际上，就中国古典文学在海外的传播与接受而言，诗歌与小说的影响力是要远远高于散文和戏曲的。由此，本文尝试厘清作为中介者的海外汉学，如何通过不同行为而使得中国文学成为世界文学，这对于厘清中国文学逐步世界化的路径与策略，提升中国文学的国际影响力，推动不同文明间的交流与互鉴，无不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具体而言，从中国文学而至世界文学的进程中，海外汉学的中介作用主要表现为两种路径：第一，中国文学以日本汉学为中介，由中国传至日本，辗转日本再借助于西方汉学而传至西方；第二，中国文学以西方汉学为中介，由中国直接传至西方，开始世界化进程。而海外汉学的中介作用，则共同表现为三个方面：第一，实现中国文学文本的物理空间转移；第二，推动中国文学的本土化变身与传播；第三，经由中国文学与他国作家、学者的接触，最终促成对异国文学文化的深远影响。

一、中国文学至世界文学：辗转日本而西传

日本与中国隔海相望，由于地理空间上的便利，日本成为历史上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国家之一。近代明治维新后，日本开始“脱亚入欧”的进程，由此较早与西方发生接触，在日本引入西方文明的同时，东方文化也引起了一批卓有见识的西方汉学家的瞩目。在20世纪初至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重新打开国门前的这段时间内，日本一度成为西方汉学家瞭望中国、研究中国文化的重要中转站。由此，中国文学通过日本汉学，再假西方汉学家乃至日本本土学者之手传至欧美，此为长期以来少被关注的一个辗转路径。具体表现为：首先，日本汉学实现中国文学文本的物理空间转移。因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涉及跨语言、跨文化的问题，长期以来这一领域主要聚集了来自外语界的学者，在自身知识背景影响下，很自然地从翻译入手开展相关研究，进而又自然而然地将文本的翻译视为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的第一步。然而历史与逻辑地看，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文学文本的物理空间转移方为首步。所谓物理空间的转移，即中国文学文本经由赠送、购置、交换乃至劫掠等方式，从中国书坊、私人藏书家或官方藏书机构转移至以汉学家为主体的海外人士的书斋或海外公私藏书机构中。这些实现了物理空间转移的中国文学文本，进而会面临两种命运：或者被汉学家等海外人士阅读、辑录、翻刻、抄写、翻译和研究，逐步产生海外影响力而上升为世界文学；或者长期被搁置于书架之上，甚至于不曾被编目，无人问津而一直处于沉睡状态。传统中国文学文本的物质存在载体，一般包括稿本、抄本和刻本三种形态。稿本指著作者的手稿，抄本是为阅读或售卖而抄录的副本，因稿本和抄本有时年代久远不易区分，亦统称为写本；而书坊等刻书机构依据稿本或抄本而刊印的本子，则为刻本。在中国文学文本实现物理空间转移的进程中，稿本、抄本与刻本都曾参与其中。中国文学文本的物理空间转移，大致历经由东而西、由北及南的进程，始于朝鲜半岛、日本、东南亚等周边国家和地区，继而逐步由陆路与海路传播至欧美及世界其他区域。就日本的情况而言，“外人之研究汉籍，日本始于皇子稚郎子之读《论语》，时当晋太康中”，“日本自应神天皇时，阿直岐至自百济，皇子稚郎子从之学”。可见，于中国西晋时期作为儒家典籍的《论语》便由朝鲜半岛辗转传至了日本本土；而后降至隋唐时代，来华的日本留学生与学问僧带回大量的中国文学写本。比如初唐文人张鷟的传奇小说《游仙窟》于开元年间便传至日本，目前在日本保存有四种写本，即醍醐寺本、真福寺本、山岸文库本以及金刚寺本，其中金刚寺本是现存最古老的本子。除小说外，唐代诗人的诗集也流传至日本，比如据日本《文德实录》“承和五年”（838年）载：“太宰少贰藤原岳守检唐船，得《元白诗笔》，因功叙位。”这是日本正史中对白居易诗歌东渡的首次记录。而后历代，搜罗中国书籍成为日本人来华的一项重要活动。如宋代时，唐代诗人寒山的诗集传入日本；明清时期，明清小说开始大量流入日本，其渠道主要是通过商船运载。比如《聊斋志异》至迟在明和五年（1768年）传至日本，有清商船载该书一部两套。如此来看，这一最早传入日本的《聊斋志异》版本应该是初刻于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的青柯亭本。在中国文学文本进入日本各公私藏书机构后，日本学者编写了大量的书目。比如，较早的吉备真备编制的《将来目录》，江户时期的《商舶载来书目》《分类舶载书目通览》《购来书籍目录》《舶载书目》《舶来书目》《改济书籍目录》等。比如，《舶载书目》所记五十一番船书目中，有“《三国志》六十五卷二十四本”；《舶载书目》第三十九册第五十九卷“宽延四年未四月午七番船同九番船同拾番船持渡书物备忘录”条目载“《金瓶梅》，十一部各二套，四部各廿四本，七部各二十本”，而《改济书籍目录》中载林甚八郎从亥七番船获得了《绣像红楼梦》（袖珍）、从亥拾番船得《绣像红楼梦全传》。再如，日本东洋学情报中心所编《日本汉籍集成》，搜集了从日本江户时代起至昭和三十六年（1961年），日本各机构或个人编辑出版的汉籍藏书目录2600种。其中所著录的中国文学作品，数量巨大。由此，日本成为中国境外存藏中国文学文本最为丰富的国家之一。其次，推动中国文学的本土化变身与传播。在实现中国文学文本的物理空间转移后，日本汉学以及随之所相遇的西方汉学，带来了中国文学文本的本土化变身与传播。出于不同的动机和诉求，汉学家等海外人士对中国文学文本加以翻译、注释、改写、改编、研究等，以善本、译本、教材乃至研究著作等形式广为传播，由此而实现对中国文学的本土化变身与经典化过程，促成中国文学对接受国文学文化产生深刻影响。在此以曾在日本和西方风靡一时的唐代诗人白居易和寒山的诗歌为例加以说明。如上文所述日本文献《文德实录》中所记载，公元838年藤原岳守检校中古商船得《元白诗笔》而因功叙位，可见日本上层社会对白居易诗文的重视程度。“自九世纪中期白居易文学传入日本之后，作为一种外国文化，它确实曾经引起过以天皇为首的日本整个官僚知识阶层各方面人士心灵上的震动，在中古文学史上，出现了一股历久不衰的‘白诗热’，从而在文学的各个领域，都留下了深刻的痕迹。”据日本学者清水茂发现，紫式部的《源氏物语》屡次征引白居易的作品。例如第一回《桐壶》，有日本天皇看《长恨歌》画册一段。第十二回《须磨》被流放的源氏吟诵白居易的诗句“二千里外故人心”；源氏朋友造访，共吟白诗“醉悲洒泪春杯里”。而且，紫式部侍奉彰子皇后，有时给皇后讲白居易新乐府诗，可见当时白居易诗歌的流行程度。清水茂认为，日本人对白诗“有比较偏向的好尚”，“1013年，中国已经是北宋初年，可是日本人对中国文学的兴趣，还是向往白居易”。而后代代不衰，“二战”后日本学界对白居易依然是兴趣不减，校勘《白氏文集》、译注其诗歌、编纂文献索引，开展对白居易诗歌、赋、文、传记的研究，成果丰硕。似乎可以说，白居易在日本是最受推崇的中国诗人，由此而影响到了与日本汉学界交往甚密的英国汉学家亚瑟·韦利（Arthur Waley）。钱锺书在《谈艺录》中曾讥讽韦利眼界不高，偏重于选译白居易的诗歌，“所最推崇者，为白香山，尤分明漏洩。香山才情，昭映古今，然词沓意尽，调俗气靡，于诗家远微深厚之境，有间未达……香山作诗，欲使老妪都解，而每似老妪作诗，欲使香山都解；盖使老妪解，必语意浅易，而老妪使解，必词气烦絮……西人好之，当是乐其浅近易解，凡近易译，足以自便耳”。钱锺书将白居易诗歌与陶渊明、杜甫诗歌作比，认为白诗失之于“琐直”“铺张”，是“形而见绌”“况而自下”，俨然入不得一流诗歌之境。但实际上，白居易诗歌在日本却受到了顶礼膜拜，韦利之所以选译白居易诗歌，很大程度上有深受日本汉学影响之缘故。西方汉学家由于“既无国人之传统观念，亦少客观之选择标准。其汉学研究范围方向之决定，多视主观之情感”。西方汉学家对中国研究对象的择选，虽有主观因素，但是往往会参考中文学界的通行性意见，比如哪些文学作品被视为经典或是有着较高的接受度，这往往成为西方汉学家决定其研究对象的重要指标。作为白居易诗歌在西方重要接引者的韦利，终生未曾踏入中国，不了解中国本土的经典状况，却通晓日文并与日本汉学界保持着非常密切的学术关系。在其中国古典诗歌译作《汉诗170首》（A Hundred and Seventy Chinese Poems）中，韦利设专章选译了60首白居易诗歌，并撰写了长篇序言介绍白居易，不忘指出“甚至白居易在世时，声名已远播至日本，乃至伟大的作家菅原道真（Michizane）不以借鉴白居易为耻。白居易至今在日本仍声名显赫，成为某部能剧的题材，甚至被尊奉为日本神道教的一位神祇。有意思的是，大英博物馆所藏的唯一一部《白氏文集》，竟然是17世纪的和刻本”。据民国时期的学者所言，在牛津的一次茶话会上，除日本学者参与外“座中还有几个英国人，无意中他们谈到了威勒翻译的唐诗，便问我‘威勒的中文程度如何？’‘威勒的中文程度不大好，他的翻译唐诗系得力于日本文的帮助。他的日本文比他的中文好。’我答”。此处的“威勒”即“Arthur Waley”；另，韦利译诗也曾遭到另一位英国汉学家翟理斯（Herbert Giles）的批评，对此韦利辩解说，翟理斯所言是对于原诗的不同解读，并且说自己的解读得到了日本汉学家森鸥外的汉诗文老师桂湖村的认可。由此，韦利与日本汉学间的密切关联与所受影响，可见一斑。在此，我们无意评骘韦利译诗之具体得失，而旨在说明日本汉学的中介作用。由以上引述可见，韦利不曾踏入中国，却通晓日文并与日本汉学界保持着密切的学术交流，其对中国文学对象的选择受到了日本汉学界的重要影响。正是通过中国文学——日本汉学——西方汉学这样一条流布路径，白居易的诗歌辗转至西方世界。韦利翻译的唐诗，特别是白居易的《秦中吟十首·五弦》（On the Harper of Chao）、《海漫漫——戒求仙也》（Immortality）、《夜泊旅望》（On the Way to Hangchow:Anchored on the River at Night）、《两朱阁》（The Two Red Towers）、《舟中读元九诗》（On Board Ship:Reading Yuan Chen’s Poems）、《初到江州》（Arriving at Hsun-Yang）、《饮后夜醒》（After Getting Drunk,Becoming Sober in the Night）以及五言古诗《自咏老身示诸家属》（Last Poem）的后八句，曾发表于当时西方著名诗人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担任海外编辑的1917年第四卷第六期的《小评论》(Little Review)上。韦利在《汉诗170首》中谈论自己的翻译方法与心得时，曾明确指出“意象是诗歌的灵魂”（imagery to be the soul of poetry)，这一说法无疑对以庞德为首的西方意象派诗歌创作，有着导向性的直接影响。当然尚需指出的是，庞德创立意象派还受惠于另一位美国汉学家费诺罗萨(Ernest Fenollosa)，但巧合的是费诺罗萨与日本汉学亦有着不解之缘。费氏长期旅居日本，在日本汉学家森槐南的指导下，研习汉诗和日本艺术，正如庞德对费诺罗萨的评论所言，“他的头脑中总是充满了东西艺术之间异同的比较。对其而言，异国的东西总是颇有裨益。他盼望见到一个美国的文艺复兴”。在费诺罗萨看来，西方的拼音文字由于受制于语法、逻辑等要素，过多地重于分析与抽象；而汉字作为表意文字，却包含有一个栩栩如生、可触可见的感性世界，本身就是一首天然的诗。于是在临终前不久，费诺罗萨写下了这篇题为《作为诗歌媒介的中国汉字》（The Chinese Written Character as a Medium for Poetry）一文。费诺罗萨这部遗稿于1913年由其遗孀交由庞德整理，后在伦敦公开发行。1910年代，庞德投身意象派运动，而费诺罗萨在日本汉学影响下所提出的所谓汉字表现意象与观念的说法，无疑给了庞德重要的理论启发。论及日本汉学的中介作用，唐代诗人寒山亦是一个典型。寒山的诗歌糅合口语、俗语与禅语入诗，造成了理解和传播上的较大障碍，在中国国内长期以来不曾受到主流诗歌界的重视，但是寒山诗歌在宋代便传至日本。在日本的江户时代，出现了《首书寒山诗》、连山交易的《寒山子诗集管解》、白隐慧鹤的《寒山诗阐提记闻》与大鼎宗允的《寒山诗索赜》等寒山诗歌的汉文注释本。这些古注本的注者多为日本禅僧，阐释寒山诗歌中的典故，阐发其中的义理，并通过刊刻、注释以及吟咏、绘画等形式为寒山诗歌在日本的传播和经典化奠定了基础。而后寒山诗歌从日本辗转传至西方，得益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日本禅宗学者铃木大拙与修习禅宗的美国学者艾伦·瓦兹（Allan Watts），向欧美引介禅宗这一大背景。上述与日本汉学界过从甚密的韦利曾译出了27首寒山诗歌，于1954年9月发表于第三卷第三期的《相遇》（Encounter）杂志上；美国诗人斯奈德（Gary Snyder）亦曾翻译寒山诗，于1958年发表于第二卷第六期的《长青评论》（Evergreen Review）上。斯奈德长期旅居日本，参禅悟道，在日本深受禅宗和寒山诗歌浸染，其所迻译的寒山诗歌后收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当时东亚系系主任白芝（Cyril Birch）所编的《中国文学选集》（Anthology of Chinese Literature）中，“这本选集由一家重要的出版社——纽约市的丛树出版社（Grove Press）——刊行，在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成为美国各大学东亚文学课程、中国文学课程最常用的课本”。此外，还有一条线索为此前学界所较少关注者，即1962年由丛树出版社所推出的美国汉学家华兹生（Burton Watson）所翻译的100首寒山诗，题为《寒山：唐代诗人寒山诗歌100首》（Cold-Mountain:100 Poems by the T’ang Poet Han-shan）。华兹生“二战”期间曾在日本横须贺美国海军基地服役，退役后赴哥伦比亚大学研修中文，1951年获得中文硕士学位后，华兹生本计划赴中国继续研修汉学，无奈因为当时紧张的国际关系而无法进入中国内陆，在中国港台地区又无法谋得合适的职位，于是只得暂时寄居日本，一边做英语外教，一边担任当时京都大学中国语言文学教授、日本著名汉学家吉川幸次郎的科研助手。1956年华兹生获得哥伦比亚大学中文博士学位后留校任教，并经常旁听另一位汉学家狄百瑞（William Theodore de Bary）的学术讲座。华兹生之所以翻译寒山的诗歌，与上述背景有着重要的关系。华兹生英译寒山诗的翻译底本是日本禅宗文献研究权威入矢义高1958出版的《寒山》一书，其中包括寒山生平考、寒山126首诗歌的日文翻译以及详尽的注释，而这部书正是吉川幸次郎所主编的《中国诗人作品选》系列丛书中的第五部。华兹生的寒山诗歌英译本，于1962年首次出版，1970年再版，列入狄百瑞所主编的哥伦比亚大学“东方经典翻译项目”，旨在介绍给“学习中国文学和中国佛学的学生”，同时华兹生该译本被选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策划的“翻译典藏·中国系列丛书”，足见其深远影响。上述系列寒山诗歌译本的出现，助推了美国“垮掉一代”作家对寒山的膜拜，“中国古代的一位诗隐遂成为美国青年在文化上认同的对象”19。美国小说家杰克·凯鲁亚克（Jack Kerouac）在寒山诗歌影响下创作了小说《达摩流浪汉》。而后受英美汉学影响，1975年法国汉学家雅克·班巴诺（Jacques Pimpaneau）法译本《达摩流浪汉：寒山诗25首》刊行，郑荣凡和哈维·科勒（Cheng Wing fan&HervéCollet）二人合译的《寒山：绝妙寒山道》，以及卡雷·帕特里克（CarréPatrick）翻译的《云深不知处：流浪汉诗人寒山作品集》于1985年相继问世，“在法国的火炬传递下，许多欧洲国家如德国、比利时、荷兰、瑞典、捷克等也纷纷开始了寒山诗的译介和研究”。由此推动了寒山诗歌在欧洲的广泛传播与经典化的生成。如以上所论，中国文学文本面向日本而发生物理空间转移后，日本汉学家开展了相关的编目工作，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有迹可循的文献检索工具，随之日本汉学家对中国文学文本开始了学术性注释、翻译和研究工作，甚至通过各种通俗形式推广中国文学，于是在日本出现了某些在中国国内非一流作品的经典化和普及化的现象，这必然使得通晓日文或者旅居日本的西方汉学家将目光投诸此类中国文学作品，从而开启了从中国文学至日本汉学，再至西方汉学，逐步世界化的一种路径。在这一进程中，日本汉学发挥了重要的中介作用，然而就“中国文学——世界文学”的关系而言，西方汉学虽相对晚近与中国文学接触，但却是更为直接和更加重要的中介者。

二、中国文学至世界文学：以西方汉学为中介

目前学界一般认为“中国最早翻译介绍到西方的书籍……是这本如今在中国失传的《明心宝鉴》”，由西班牙多明我会传教士高母羡（Fray Juan Cobo）“于1592年（一说是1590年）在菲律宾迻译为西班牙语，并于1595年被带回西班牙献给了王子斐利三世，现存藏于西班牙国立图书馆”。但若据本文所提出的物理空间转移为包括中国文学文本在内的汉籍传播的第一步，那么中国最早流传至西方的汉籍或许还要早一些。“西班牙与我国交通，始于明季，我国珍籍，或有由传教士流传彼土者”，戴望舒于20世纪30年代游学欧洲，曾访“马德里近郊爱斯高里亚尔静院，始得见中土逸书二三种。其关于通俗文学者，有《三国志演义》一种，为诸家所未著录。书名《新刊案鉴汉谱三国志传绘像足本大全》，首页题‘新刊通俗演义三国志史传，东原罗本贯中编次，书林苍溪叶逢春彩像’，有嘉靖二十七年钟陵元峰子序”，另外“尚有明嘉靖刊本《新刊耀目冠场擢奇风月锦囊正杂两科全集》，亦系天壤间孤本”。据此线索，日本汉学家井上泰山进一步考证发现，“叶逢春本”由葡萄牙传教士Gregorio Gonzálvez在东南亚购得，并于1572年携回里斯本，后由当时的西班牙大使进献给斐利二世，以充实王宫内新设图书馆的藏书。这批汉籍中便包括《三国志史传》《风月锦囊》等在内的中国文学作品。虽说这些中国文学文本被收藏于埃斯克里亚尔王宫，此后至今四百多年间一直沉睡于西班牙皇家图书馆内，但是毕竟通过物理空间的转移而为后续的本土化变身与传播奠定了文献基础，甚至在小范围内产生过一定影响。由此，中国文学文本的物理空间转移，成为西方汉学实现中介作用的历史和逻辑起点，而后方才是翻译。即便历史上日本与中国同属汉字文化圈，但中国文学文本传至日本后，出于面向公众的推广普及之需，也往往加以训读翻译或者转换为流畅的现代日语。而面对迥异于中国语言文字的西方文明，西方汉学对于中国文学的中介作用显然在实现物理空间转移后，必然进一步延伸至翻译、改写、改编以至研究，以译本、教材和研究著作等形式广为传播，由此而实现中国文学的本土化变身与经典化生成。如前所述，在诗歌、散文、小说、戏曲四大文学文类中，中国古典诗歌与小说在整个西方世界的传播与接受程度是要远远高于散文和戏曲的。前文论及日本汉学之中介作用时，已经论述了中国古典诗歌特别是白居易、寒山诗作世界化的过程；在此阐释西方汉学的中介作用，则以古典小说特别是《聊斋志异》为例加以阐发，“《聊斋志异》不属于中国文学的一流之作”，但是在“中国古典小说中，《聊斋志异》拥有外译译文的语种最多”，且影响甚大，显然是中外文学交流史上又一颇具典型性的个案。以西方汉学为中介，《聊斋志异》的世界化进程同样也历经了物理空间转移、本土化变身与传播以及对他国文学文化产生影响三个层次。据美国汉学家韩南（Patrick Hanan）考证，晚清来华传教士郭实腊（Charles Gutzlaff）极为热衷于以中文小说形式传播福音，其于1834年以来先后出版了八部中文小说，而在此之前的1828年便可能开始阅读中国小说。“他以一名精通中文、更重要的是熟悉人们实际读到的那些文学作品的人的形象而出现，成功地使自己显得与众不同。”而《聊斋志异》显然在“人们实际读到的那些文学作品”之列，段雪亭于道光四年（1824年）曾言道：“留仙《志异》一书，脍炙人口久矣。余自髫龄迄今，身之所经，无论名会之区，即僻陬十室，靡不家置一册。”而郭实腊长期在华生活和工作，很可能于1828年开始阅读中国小说后，便接触到了《聊斋志异》。《聊斋志异》从书坊转移至了汉学家的书斋，此为中国文学文本实现物理空间转移的一种途径；而后，随着中西文化交流的频仍，特别是1766年《聊斋志异》青柯亭刻本的问世，促进了《聊斋志异》在更广范围内的传播，乃至漂洋过海传至西方，被藏书机构或私人所收藏，此为中国文学文本实现物理空间转移的又一途径。据目前所寓目之文献，《聊斋志异》的何守奇评本《批点聊斋志异》，有可能是由传教士、汉学家等来华人士最早携带至海外的聊斋版本。《批点聊斋志异》最早著录于法国汉学家古恒（Maurice Courant,1865—1935）所编的《中文、朝鲜文、日文等书籍目录》（Catalogue des livres chinois,coreens,aponais,etc）中。古恒是法国外交官出身的汉学家，曾在中国、朝鲜和日本等国从事外交工作。古恒于1900年出任法国里昂大学汉学教授，并为法国国家图书馆写本部编写汉籍书目。在该目录中，《聊斋志异》被归入“故事集”中，与“传奇”“戏曲”被视为“想象性作品”（oeuvres’d imagination）。据古恒所言，《批点聊斋志异》全书洋装四册，半皮精装，价值16利弗尔，12开本，印有“Louis-Philippe”姓名首字母图案。“Louis-Philippe”即法国国王路易·菲利普一世（Louis Philippe I,1773—1850），法国奥尔良王朝唯一的君主，1830年8月9日登基，1848年2月23日逊位。另由这一法国藏本中仅有法国皇家图书馆藏书印而无任何中国国内藏书机构或私人藏书印章，可以断定《批点聊斋志异》并非转手获得，而很可能是1830—1848年间，由法国来华人员从中国书坊购置而带回法国，进献给菲利普国王，作为皇家藏书的一部分，而后又转入法国国家图书馆。以上是《聊斋志异》作为文学文本实现物理空间转移的两种途径，而真正对他国文学文化产生影响，尚需要实现本土化的变身与传播。鸦片战争后，随着与中国间多方位、深层次的政治、经济、文化接触，西方进一步催生了对中国日常生活与现实社会更为广泛与更具现场感的认知需求。西方汉学亦逐步由对历史上儒家经典的关注而倾向于借助小说、戏曲等通俗文学作品以了解真实的中国社会。正如英国早期汉学家汤姆斯（Peter Perring Thoms）在其节译的《今古奇观》（Ancient and Modern Wonderful Tales）序中所言，其之所以选译《宋金郎团圆破毡笠》，“并非是因为其中包含任何重要的主题；然而，对于那些意欲了解中国风俗习惯的人们来说，或许是一个有趣的故事”。同样，西方汉学家选译《聊斋志异》也多是出于类似的初衷。随着学界对早期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的深入和大量新材料的发现，加之《聊斋志异》在清代家喻户晓的流行程度，在19世纪40年代之前，不可否认也应会存在某些聊斋故事译文。但由于当时没有清晰的版权意识，从他处顺手辑录的现象并非鲜见，且年代久远，目前恐难以准确考证源出和译者。目前比较明确的、较早的聊斋译介，应该是郭实腊1842年在英文刊物《中国丛报》（Chinese Repository）上所转述的《祝翁》《张诚》等九则《聊斋志异》故事；对于《聊斋志异》，郭实腊认为“其文风甚为优美”；而后英国汉学家梅辉立（William Mayers)1867年在《中日释疑》（Notes and Queries:On China and Japan）上译介《聊斋志异》，称“蒲松龄的文名更多是来自其文风”，“凝练而纯真”；阿连璧（Clement Allen)1874年于《中国评论》（The China Review）上亦加以译介，指出《聊斋志异》“文风优美”，“措辞极为凝练晓畅”。可以说《聊斋志异》的优美文风，得到了早期诸多汉学家的一致称许。汉学界早期对《聊斋志异》的关注，还基本是以单篇译文的形式，从语言层面探讨其文风问题。而后，作为整体面目而呈现于西方读者面前的《聊斋志异》节译本、全译本相继问世，进一步助推了《聊斋志异》在西方世界的传播与经典化进程。最早的、影响最大的英文节译本自然是英国汉学家翟理斯1880年所推出的《聊斋志异选》（Strange Stories from a Chinese Studio），共译《考城隍》《种梨》等164篇故事，而后多次再版并被转译为其他西方文字，百年来在西方世界“读者在不断阅读，出版商在不断翻印，至少在英语世界没有比之更好的译本”。其他如华裔汉学家邝如丝（Rose Quong)1946年所推出的《中国鬼怪爱情故事》（Chinese Ghost and Love Stories）、美国汉学家梅丹理（Denis Mair）与梅维恒（Victor Mair)1989年合译的《聊斋志异选》（Strange Tales from Make-do Studio）也较有影响；英国汉学家闵福德（John Minford)2006年付梓刊行的《聊斋志异选》（Strange Tales from a Chinese Studio），因更符合当代西方大众的阅读趣味，并且被列入“企鹅经典丛书”（Penguin Classics），从而为《聊斋志异》在海外的推广赢得了更为广泛的读者。而2014年美国汉学家宋贤德（Sidney L。Sondergard）积数年之功所推出的六卷本《聊斋志异》全译本（Strange Tales from Liaozhai），为英语读者提供了全面了解《聊斋志异》的完整译本。除翻译外，汉学家亦选取其中若干故事编入汉语教学的教材之中。如美国汉学家卫三畏（Samuel Williams）在其1842年所出版的汉语学习教材《拾级大成》（Easy Lessons in Chinese）中选用了《聊斋志异》中的《鸟语》《红毛毡》《妾击贼》《义犬》《地震》5则故事作为教学的素材，称《聊斋志异》为“完美的作品，语言纯正而文风优美”；而后英国汉学家禧在明（Walter Hillier）在其所编《华英文义津逮》（The Chinese Language and How to Learn It）第二卷中集中选取了《赵城虎》《瞳仁语》《种梨》《崂山道士》《鸟语》《菱角》《细柳》《促织》《王成》《鸲鹆》《向杲》《骂鸭》12则聊斋故事，作为整部汉语学习教材的唯一选材。禧在明介绍道，“《聊斋志异》被中国人奉为经典，其题材与文风广受欢迎”。禧在明该教材初版于1909年，后于1919年、1921年多次再版，而后禧在明也成为伦敦国王学院的汉学教授，因这部教材单以《聊斋志异》故事为内容，故而其对《聊斋志异》的海外传播和接受，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随着大量翻译与教材的涌现，西方汉学界不断有学者借鉴西方的各种社会学理论对《聊斋志异》开展学术研究。英国汉学家白亚仁（Allan Barr）于1983年以《蒲松龄与〈聊斋志异〉：文本流传、生平背景与文学本事研究》（Pu Songling and Liaozhai zhiyi:A Study of Textual Transmission,Biographical Background,and Literary Antecedents）一文获得博士学位，开启了对《聊斋志异》故事源流的考证研究；华裔学者杨瑞（Yang Rui）于1991年获美国马萨诸塞州立大学博士学位，其博士论文《〈聊斋志异〉心理分析视角的再阐释》（Liaozhai zhiyi:Reinterpreted from a Psychoanalytic Point of View）便以弗洛伊德、荣格等的精神分析法研究《聊斋志异》，探讨蒲松龄的隐秘内心与其文学创作之间的关系；另一位美国汉学家蔡九迪（Judith Zeitlin)1993年推出的聊斋研究专著《异史氏：蒲松龄与中国文言小说》（Historian of the Strange:Pu Songling and the Chinese Classical Tale）则借鉴西方文化史理论，探讨《聊斋志异》中的主客、真幻、男女等的越界问题；华裔汉学家吴燕娜（Yenna Wu）在1995年所出版的《河东狮吼：中华帝国晚期的悍妇故事》（The Lioness Roars:Shrew Stories from Late Imperial China)中译介并分析《聊斋志异》中的《马介甫》《江城》等故事，从女性主义视角探讨明清文学中的“悍妇”现象；另一位美国汉学家史景迁（Jonathan Spence）则受西方新历史主义“历史文本化”观念的影响，以《聊斋志异》中的故事作为史料，来讲述康熙年间山东郯城一个小人物王氏的一生。英美汉学所带给我们的新方法和新视角，不但拓展和深化了对《聊斋志异》的认知，而且进一步扩大了《聊斋志异》在西方的影响。诸如翟理斯、白亚仁、蔡九迪、吴燕娜等的学术观点，进入了西方主流出版社所出版的中国文学史中，由此进一步助推了《聊斋志异》的传播与经典化生成。在英语世界，三部经典的中国文学史著作中均有专门的章节论述《聊斋志异》。英语世界最早将《聊斋志异》列入文学史的，当数英国汉学家翟理斯。其于1901年所推出的《中国文学史》（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将《聊斋志异》与《红楼梦》加以对举，并作为专门的一章加以介绍，“尽管小说与戏曲不为中国人视为纯文学，但或许可以说清代文学肇端于区区一个会讲故事的作家”。由此极大地抬升了《聊斋志异》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而且翟理斯此部《中国文学史》被英国作家、文学史家埃德蒙·戈斯（Edmund Gosse）收录入其所编纂的“世界文学简史”（Short Histories of the Literatures of the World）系列，并于1909年、1915年、1923年等多次再版，在英语世界，乃至西方世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而后由汉学家所编纂的较有影响的中国文学史，如2001年梅维恒主编的《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The Columbi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其中关于《聊斋志异》一节便由白亚仁执笔，评论了《聊斋志异》的语言风格与社会批判意识，认为它是“晚期帝国最为杰出的文言小说集”。2010年孙康宜与宇文所安（Stephen Owen）主编的《剑桥中国文学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对《聊斋志异》同样有专门的论述，认为“在古文新正宗场域无甚用武之地的怪异、神奇、幻想美学境界，在诗、词、戏剧、章回小说、笔记小说里，得以充分发挥。这趋势的高峰是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执笔该部文学史“清初文学”部分的李惠仪，在论述《聊斋志异》时即参考了吴燕娜、蔡九迪的研究成果，特别是《河东狮吼：中华帝国晚期的悍妇故事》与《异史氏：蒲松龄与中国文言小说》等书中的核心观点。一系列本土化的变身形式与广泛传播，促成《聊斋志异》对接受国文学文化产生了深刻影响。德国著名的宗教哲学家马丁·布贝尔（Martin Buber）借助于翟理斯的译本，亦译有德文版《聊斋志异》节译本《中国鬼怪和爱情故事》；德国汉学家卫礼贤（Richard Wilhelm）译成德文的《中国民间故事集》中也选译了部分《聊斋志异》的故事，而“卡夫卡在熟读了布贝尔与卫礼贤翻译的《聊斋志异》后，他的作品中许多地方都闪烁着《聊斋志异》的影子。譬如‘人变鹦鹉’与‘人变甲虫’便有某种相似之处”。而1955年，南美西班牙语作家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阅读了大量关于中国的英文文献，其中便包括翟理斯的《聊斋志异》节译本，以及翟理斯的《中国文学史》，后者涉及大量的《聊斋志异》译介，“其中的《画皮》等篇给博尔赫斯留下了较深的印象”，博尔赫斯在翟理斯译本基础上编译了西班牙语的《聊斋志异》故事。

结语

世界文学“是各民族文学的‘文本间性’，是你和我之间的一种不断变化着的动态关系”，而各民族文学之间只有“以外在于它的他物为中介，才会联结在一起”。作为中国文学与世界发生联系的重要媒介，日本汉学与西方汉学助推了中国文学文本的物理空间转移、本土化变身与传播，并由此对接受国文学文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些中介作用呈现着中国文学在对话与交流中不断国际化与世界化的进程，展现出海外汉学对中国文学的择选、流转、翻译、接受和经典化过程中的视角、取舍与融合，以及中国文学文本作为世界文学而被阅读的步骤与策略。

今日我们开展“海外汉学与中国文学”研究，即是要借鉴比较文学“影响研究”所倡导的实证研究法，依循中国文学以海外汉学为中介而逐步世界化的历史脉络，考证中国文学文本在海外的递藏源流，中国文学在海外流布的具体步骤与渠道，以及翻译、改写、改编以至研究等各种形式的外文变体。这一方面要突破本土已有文学经典观念的束缚，在世界文学这一大的国际视野中重新认知中国文学经典的生成；另一方面规避“平行研究”不存在事实联系的“隔空喊话”，而以“影响研究”的实证考察为前提，在厘清文献史实的基础上以跨文化研究的方法阐释中国文学在世界化进程中的重要角色与独特价值。

北京语言大学世界汉学中心由北京语言大学与青岛市政府合作共建，致力于借助双方优势，凝聚汉学家力量，服务国家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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